得其樂，畢竟人的素質不能自天而降而只能依靠環境的培養一點點地從心裏生長，畢竟他們處在沙漠的包圍之中而辛苦建立起來的希望的綠洲又不能以最大的優勢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前沿，所以我們依舊不能為寧夏的“西部人”歡呼雀躍。他們有著一點迫於無奈的保守，有著一點對自己不經意的鄙薄，有著那麽一點點看不明白卻十分起作用的迷頭認影，還有著一點可愛的也是莫名的拘謹和害羞。

寧夏緊挨著甘肅，甘肅和寧夏的區別在於：寧夏是一片穩定而安詳的湖，俗套的叫法是塞上明珠；甘肅則是一片掛入天際的長雲，在永遠不肯定型的運動中時而膨脹壯大，時而收縮變形，時而白亮灑金，時而烏暗鉛青。雲的意象是我上中學的時候從學校的地球儀上看出來的，後來我知道，更確切的意象應該是走廊——由於沙漠、大山、河流的阻隔，幾乎等於半個中國的西部大部分地區就只有甘肅這一條走廊，黃河以西是通往寧夏新疆的走廊；黃河以東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走廊。走廊是有門戶的，雖然由於陜西的存在，我們不能說甘肅是西部的第一門戶，但卻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門戶。這不僅是因為它作為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是來往西部人最多最雜的地方，更是因為它那非凡的歷史——它創造過古代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的局面，也付出過最為慘痛的人仰馬翻的代價。尤其是天水、隴西、定西、蘭州一線，差不多就是一個管轄松散、從屬模糊、想幹嗎就幹嗎的古代特區，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早進駐了漢族的移民，也最早實行了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是一條裹挾著文化以及人種的雜交向西緩緩倒淌的河流，是由一個接一個的闊谷高地組成的兵家必爭之地。鼓角錚鳴，烽火連綿，屍體遍野，骷髏成山，軍隊和百姓歿了一茬又來了一茬，政治和軍事在不間斷的對抗中走向了龐雜和遙遠，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殖，是思想的豐富，是經濟的發達，是政權更疊的頻繁，是人的素質的積澱。

商業從古延續到今天，文化從古發達到現在，使甘肅的“西部人”似乎在幾百年前就作好了迎接改革開放的準備，十分相宜地擺好了與內地沿海的先鋒行動鉚合對接的姿態。這樣的結果是：在西部別的省區，人們往往會對內地以及沿海人的種種形狀大驚小怪，而在西部的甘肅尤其是蘭州，真正讓人大驚小怪的卻是他們自己。正如一個青島人告訴我的，到了蘭州才知道什麽叫時髦，什麽叫前衛；進了蘭州的舞廳，才知道原來有些舞不一定就是夫妻兩個才能跳的。當然令外地人羨慕的不僅僅是娛樂和時尚，還有文化。《當代文藝思潮》、《讀者》、《飛碟探索》、《絲路花雨》等等這些曾經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獨占鰲頭的現象，說明甘肅的“西部人”既有走在全國前面的文化意識也有這方面的能力。再加上“敦煌學”、“隴文化”、“運河文明”作為鋪墊，就更使荒山有了草木，田野有了莊稼，殿堂有了地毯，廣場有了水磨石的地面。一切都蔥蘢茂密起來，光亮鮮活起來，同時也讓外界仰然矚目起來，甘肅的“西部人”是大可以軒軒甚得一番了。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到一個廣告詞：放飛。不錯，甘肅的“西部人”是喜歡放飛自己的，也就是展開理想的翅膀，放野了飛去。放是膽量，野是風格，表明了一種上升的意圖、自由的心態、雞毛的能耐——乘風而行，迢迢乎遠矣（毛澤東關於“雞毛飛上天”的比喻，其甘肅人之謂乎）。又好比放風箏，別處的人總要拽緊了線一點一點往高裏放，甘肅的“西部人”尤其是蘭州人放著放著就把線搞斷了，當然是故意的，好歟壞歟？不知道我能不能這樣斷言：如果要尋找改革開放以後西部的第一個百萬富翁，那一定出在蘭州；如果要尋找“服裝革命”以來西部的第一個暴露了肚臍眼的女士，那一定也出在蘭州；如果要尋找“第三者浪潮”中西部的第一個第三者，那一定還是出在蘭州；當然，如果要在廣闊的西部普選一個見義勇為的最佳好漢，那一定也會屬於蘭州，這就叫素質。很多方面，青海人、寧夏人、新疆人，都是在向甘肅人特別是蘭州人學習的。尤其是青海人，因為離得近，看得清，常常是亦步亦趨的。

七

青海原屬於甘肅省，直到1928年才脫離甘肅建為行省（寧夏亦然）。所以從歷史淵源上說，青海人效仿甘肅人特別是蘭州人是再自然不過的，傳承而已，習慣而已。但是青海的“西部人”很有意思，他們喜歡向蘭州人學習，卻又把學習的內容明智地局限在做生意和講時尚兩個方面，而且差不多是學了就丟的，勤奮地學，勤奮地丟，所以給人的感覺往往又是瞠乎其後而不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實不然，青海是最有可能產生謙虛的地方，這裏的人，見強的就佩服，見好的就讚美，見高的就致敬，見猛的就讓路，完全是君子國裏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豈能不知一謙而四益的道理？“學了就丟”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丟也沒用，好比甘肅的梧桐如果不能在青海的土地上生根，扛著它就只能是負擔。

更重要的是，青海雖然在行政上曾經和甘肅結為一體，但在地理歸屬上卻又緊傍著西藏，成為世界屋脊的組成部分。所以青海的“西部人”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口頭上，都更倚重於高大陸的榮耀、第三極的風光，更倚重於高原人生的苦難積澱和生命哲學的普遍認知，只要不是面對“GDP”、“年收入”、“私家車”、“高爾夫球場”、“花園別墅”、“出國旅游”等這樣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樣會令人悲壯起來的問題，他們就沒有理由一味地把謙虛發展成自卑。可以說他們在形而下的氛圍裏謙虛，在形而上的氛圍裏驕傲。由於他們從骨子裏就喜歡較為抽象地思考，較為超拔地活著，所以他們的自豪和驕傲比起他們的自卑和謙虛來要多得多。甘肅有拉蔔楞寺，青海有塔爾寺，它們地位相當，都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六大叢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肅“西部人”那裏很少能聽到關於拉蔔楞寺的情況介紹，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卻往往會有關於塔爾寺的詳細說明，盡管他們未必是香情佛緣的信徒，未必有閱讀經堂經卷的愛好。有一個特點非常鮮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覺不自覺地都以藏族人為友、為師、為驕人的社會關系，以藏傳佛教為自己存在的金銅的襯景；最優秀的音樂家、畫家、作家、詩人，都把最純粹、最高昂的激情獻給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靈的藝術創作；有的幹脆娶了藏女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讚幹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聯姻發展成了現代版的自由戀愛平民好合，盡管這樣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樣也有幸與不幸之分，但內心的倚重、情感的附著卻因此而班班可見。

不僅如此，作為金銅般輝煌的存在而讓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還有全國最大的鹹水湖青海湖，還有野生動物的家園可可西裏無人區，還有橫空出世的昆侖山，還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還有和甘肅一家一半的祁連山，還有世界最大的鹽澤柴達木，還有長江的源頭、黃河的源頭、瀾滄江的源頭。沒有哪個地方能像青海這樣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轉換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資本；也沒有哪個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這樣，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直接和胖山肥水、曠原大漠聯系起來，從而在和外界的對話中獲得話語權的優勢。是的，我真的看到過這樣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討論會上，當一個青海人突然從沈默中爆發大講特講起自然和人的關系時，所有那些目中無人自以為真理在握準備反駁一切的人都收斂起倨傲的態度開始洗耳恭聽了。他們還能反駁什麽呢？這個青海人講的完全是他們聞所未聞、讀所未讀的事情。他們沒有準備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進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沈默著，突然有人說：“高人原來在這裏。”那個青海高人突然就紅了臉，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說：“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說說高海拔的事情，說別的，不會。”這是誠實的表白。曾幾何時，離開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說什麽才能在話語的汪洋裏找到自己的立錐之地。我說了，他們是謙虛的。

謙虛的副產品是內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們過於頻繁地審視著自己，過於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誠實地以為自己是不行的。其實不是這樣，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縮小自己的實力，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個特點，自然也是一個缺點，至少在過去是這樣。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經把它顛倒了過來：放大自己的實力而縮小自己的不足。於是馬上就有了峰回路轉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該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實忠厚，且常有一些膽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絕對如此，一俟風雲際會，鳳凰來儀，平靜之中也能猛不紮紮地誕生幾個掀天揭地之人、震電驚雷之才，在省內省外幹成一番大事業，令世人半張了嘴刮目相看。這樣的人，學界裏有，藝道中有，文壇內有，仕途經濟上也有；這樣的人，近年來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開竅了似的東一頭西一頭地冒了出來。在青海的“西部人”中，過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經濟的人少，想搞經濟的都到省外的廣闊天地歷練折騰去了；現在有了變化，在經濟的深海裏踏波走浪的漸漸多起來，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見著洽談會開得如火如荼，貿易風吹得漫天徹地，高層建築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閃亮登場，旅游探險漸趨火爆，酒樓飯店吃客盈門。相對而言，潛心搞文化的人似乎變得稀稀拉拉了。這大概也是發展變革的一個標志，只有在那些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搞活搞火經濟的地方，識字的人才會成群結隊鉆到文化裏去尋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沒有經濟做支撐，就是一只沒有翅膀的鳥，飛都飛不起來，哪裏還有什麽出路？

現在該說說陜西人了。因為陜西以漢民族為主，所以我就沒有必要使用“陜西的‘西部人’”這樣一種表述，又因為西部的文化含義應該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兼有、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民族文化的雜交，而陜西只有單純的以農耕文化為主要憑借的漢文化格局，所以我考慮更多的是陜西人是不是離“西部人”太遠了些，而離中原人更近了些？離中原人近了又怎麽樣？難道他們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確曾有人在討論西部文學時認為，陜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層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沒什麽關系）？還是讓我們丟開迷彩似的抑或是陰霾似的文化，面對平平常常、朗朗凈凈的現實吧。現實的陳列是：陜西在經濟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龍頭大省，過去的西北局就設在西安小寨，加上陜北老區的存在和關中豐富的幹部資源，1949年以後西北各省的領導幹部大都要從陜西派去，所以陜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場上是來去最多的，各省區廳級以上的幹部中撇著關中腔說著陜北話的人沒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廳級以下的幹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網一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聽到誰在滔滔不絕地說陜西話，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報告。用官員們的語風便是：陜西人對大西北的建設是作出了貢獻的，老百姓是不會忘記他們的。不會忘記的標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聽得懂甚至都會說陜西話尤其是關中話，標志之二是如果沒有別的諸如熱歌勁舞、美國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戲，老百姓一般都還是喜歡那種“唱戲和吵架分不開”的秦腔的。各省區過去也都有秦腔劇團，這固然與歷史上的“秦隴一家”、“文化西向”分不開，但更有賴於各地陜籍幹部的倡導和垂範，所謂上行下效、家至戶到而已。既然陜西以及陜西人對大西北有著如此深廣的影響，陜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問題就顯得有點多餘了。況且這不是一個你認為怎樣就怎樣的問題，正如一個陜西人對我說的：早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草案中，就明確將全國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帶，包括在西部地帶中的省區有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藏九個省區。國家早已決定了的事情，你們怎麽還能煞有介事地討論呢？一想也對，這麽大的問題，國家能讓咱文化人說了算？說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說了吧。

陜西有著西部各省區無法比擬的地理優勢，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一個省。但是西部人對陜西尤其是西安的標準向來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礎、你的優勢、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應該更好一點呢？過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覺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現在他們還希望這樣，還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別的地方去了。西安是個大都市，是個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個王朝在這裏建都，在這裏發布政令統治著全中國。這樣一個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升起著太陽的中心都市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裝載著陜西人的全部驕傲，裝載著這些驕傲能夠經久不衰、能夠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墻，有輝煌的陵墓，有奇偉的兵馬俑，有華麗的宮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數不清的遺跡遺物。但是再輝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羨慕的，再奇偉的兵馬俑也是真人不願意為伍的，再華麗的宮殿也是今人所無法親合的。對真實、自我、創造、現代、心靈、自由這些更為貼近時代的詞匯來說，歷史的驕傲似乎可以減免成無，因為它作為遠去的剛健只能襯托出今天的軟弱，作為陳年的輝煌只能襯托出今天的平淡，作為舊有的經典只能襯托出今天的遺憾。在我們必須熱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變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時候，一種時尚的裝束、一個現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墻、先民的殘址、價值連城的遺跡遺物更能體現一個城市的品貌和一個人群的格調。所以包括陜西人在內的西部人都知道，城墻、陵墓等等都不應該是今天人們的驕傲，要驕傲也是替古人驕傲，驕傲完了你還得面對你自己，面對你那憂傷的懷想——懷想蕩蕩乎八水繞長安的秀麗，懷想皎潔靈潭、參差畫舫、八街九陌、麗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們懷想的是他們的祖先和他們自己曾經的居住環境，是一個才丟失不久的夢，是深深憾恨中的濃濃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來的可以驕傲，破壞了的怎麽辦呢？如今的陜西人，最深最長的嘆息便是河流的幹涸、水資源的流失，以及由於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濫起來的洪水。為此他們本能地想抓住夢的手，抓住了也沒用，既然是夢，丟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樣地回來了。陜西人都特別地明白這一點，所以也就變得十分謙虛：我們不行，我們比不上東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落後於人，人與環境的關系總是劍拔弩張的。

有個陜西朋友對我說：“我覺得我們陜西人有點尷尬，現代裏靠不上，落後裏又沒有，說東不東，說西不西，說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風風火火面對世界的時候卻又顯得過於靦腆。”

如前所說，陜西人在西部官場中行走的比較多，這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傳統、一種習慣，大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個一官半職，應該在時來運到的時候跳到風雲裏頭叱咤一番。這當然是大好的事情，誰不想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博得個封妻蔭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說了，領導大家搞工作畢竟要比聽從別人搞工作爽得多，氣派得多，就像俗話說的，是虎就想吃兔，是貓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樹，是人就想進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熱衷於官場大事業而不屑於經濟小文章，那事業真正的發展、生活真正的興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這東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驕傲——驕傲得舍不得放下了，反而會變成累贅。人家是光著膀子、光著腿，就穿個褲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褲子，還要套上秦時的布衫，還要裹上漢朝的青衣，還要罩上隋代的錦袍，最後還要纏上一圈楊貴妃不小心丟掉的腰帶，你說你累不累？你還能跑到前頭去？對仕途的迷醉和對古董的流連拖累了他們，使他們顯得不那麽新銳，不那麽前衛，不那麽鮮活，不那麽異類，不那麽瀟灑，不那麽靈動，不那麽“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著兩手邁著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規蹈矩的樣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陜西人都這樣，陜西人中的陜北人就顯得不那麽為厚重的歷史和同樣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麽認可唐城的布局一樣齊整、兵馬俑的排列一樣有序的規矩方圓。他們從黃土地的溝溝壑壑裏拼命往外爬，左沖右突，始終保持著一股令人感動也令人惻隱的倔強之氣，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貧而牛，貧而驕的。其中的優秀分子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和一顆不就義不罷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實踐中充分表現自己過人的聰明才智。但是渾厚的黃土地對他們畢竟有著無法抗拒的引墜之力，金屬般光亮的故鄉的桎梏以及秉性、語言、人際關系的限制畢竟太牢太重，他們往往走不了多遠便要停下來。東山的獅子東山跳，就在陜北當地或者陜西境內尋找擂臺，施展武藝，不像新疆、青海、寧夏的西部人，為了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發展的位置，一腿就能從天山、從昆侖山、從賀蘭山邁到廣州、深圳、海口，普通話一說，別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裏來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偉大”這個詞匯交給我同時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話，我仍然要把它獻給陜西人。陜西人的肩膀是絕對擔得起這個詞匯的，無論是秦人的後代，還是匈奴的子孫，都在這塊黃土的大地上把中國歷史上最有青銅色彩和碑石分量的人力巨車推拉到了今天，讓我們依稀看到，強秦之鋒銳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消磨老鈍了，大唐之流韻是如何不可阻擋地僵化殘敗了，而人卻依然如故，直立著，昂起頭，走啊走。盡管我們誰也無法預言未來，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在未來的日子裏，陜西人，不，我們，會依然如故，直立著，昂起頭，走啊走……

這篇文章就要結束了，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知道西部的概念除了習慣上的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外，還應該加上內蒙古和從四川走向直轄市的重慶，甚至還要更大。但我所談到的“西部人”只涉及西北五省，即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以及和青海連為一體的西藏的部分居民，對別的省區的人，我非常遺憾地放棄了，因為我不能談論我並不熟悉的人群，而且有的地方我都沒有去過，比如說貴州，談何容易。

還需要說明的是，我對“西部人”的認識是冰凍三尺的積累，而不是一天兩天的記者功夫，盡管我一直是個記者，所以未必就能考慮到老一代、中一代、新一代的差別。比如說，我向來認為，西部人缺少的是擴張的意識，是進取的精神，是創造的姿態；富餘的是對自我展示的封閉，是內心世界的回縮，是走向精神自戀的慣性，這大致是適合老青年和中老年的。但新的一代呢？二十七八歲以內的人呢？那就未必了，也就是說，西部人未必永遠都是含蓄的、內向的、呆板的、後發制人的。正在從新西部的土壤裏成長起來的一代和新近從四面八方來西部淘金的一代，有著正在刷新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雜交。這種新生代的雜交文化也許可以概括為市場經濟主導下的中國當代開放文化，由這種文化熏陶塑造起來的人，應該說恰恰具備了擴張、進取、創造的心理準備和行動技巧。他們帶著這種心理和技巧，和西部人原有的文化人格進行碰撞和融合，到底會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化學反應”，目前還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們只能希望它是一種張揚生命、創造“個體精神自由”和呼喚人性的東西，是對西部的經濟生態、文化生態和自然生態的一次平衡，而不是顧此失彼的加劇傾斜；只能希望在看到西部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時，也看到新新的西部人也就是西部新人類的前途因為他們和西部親密無間堪托死生的關系而變得不可限量。

西部人是一個體驗過歷史和自然的巨創深痛的人群，是對生存、極限、命運、生命、禁區、活著還是死去等最初的也是終極的目標進行過漫長思考的人群，是從苦難的旱漠裏喘著粗氣步履蹣跚地走來後坐在清澈的泉邊無力喝水的人群。但是今天，當巨創已經結痂，當思考已經疲倦，當必須在嚴峻的直面中才能打發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的時候，浩浩而來的開發熱又使他們走進了新一輪的體驗、新一輪的思考：現代文明的沖擊會不會帶來人格分裂的危機？經濟改革的強力會不會造成不堪負重的生存壓力？現代人的高標準會不會衡量出西部人群明顯的缺憾而讓他們焦灼不寧失去信心？財富的武裝雖然還沒有條件變成可觸可摸的生活現狀，但財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經讓他們丟失了自我、丟失了魅力？嚴酷的自我審視和自我批判意味著西部人將有可能拿到走向現代化的鑰匙而不必繼續神情恍惚、六神無主，將有可能使自己從一個“西部人”變成一個現代人而不必繼續領有歷史的沈重感和抗爭命運的孤獨感。是的，僅僅是有可能，因為一切的成功——現代化也好，現代人也罷，都依賴於人的高素質。而現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對著遙遙在望的金銀財寶，一方面又面對著自身的素質危機。當最宏麗的事業必須要有最優秀的素質來成就的時候，拿著魯迅的處方改造我們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當務之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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